今年7月，中国跨境电商平台上的卖家晓林（化名）收到了来自美国的TRO禁令通知实盘配资，称其上架产品侵害了某品牌的商标权。这已是过去不到一年时间里，她吃到的第二次“罚单”。
TRO禁令即临时性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主要在美国司法体系中使用。在大部分情况下，法院可以在没有事先通知被告的情况下，根据原告的申请迅速颁发TRO。一旦生效，被告的某些行为或资产就会受到限制或被冻结，直到法院进一步审理案件。
对晓林来说，吃到“罚单”的同时，对应账户的5万多美元余额也被迅速冻结。
面对禁令，中国卖家如果置之不理，就意味着放弃店铺和冻结的全部资金。如果应对，主要有应诉或和解两种方式。不管是聘请专业律师赴美国据理力争地应诉，还是直接选择和解，都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对比来说，主动应诉不论胜败，对中国卖家而言都是费用更高、耗时更长的做法；而和解的代价加上中国律师的代理费用，大约是被冻结资金的一半，为此绝大多数中国卖家会选择后者，被迫息事宁人。
这让接连吃亏的晓林很郁闷。和同行聊起，线上一搜，她发现有类似遭遇的不在少数。甚至不乏卖家口中的“钓鱼执法”现象——有美国律所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以采购家的身份注册，然后广泛向中国卖家询价，索要图片和样品，或者直接小额下单，以收集其涉嫌侵权的证据。
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越来越多转战跨境电商的中国中小微外贸企业，应该如何应对？在国际化的道路上，中企在知识产权保护上面临怎么样的挑战，又该如何才能走得更稳健？
吃“罚单”频次越来越高
考虑到应诉的成本，这类“罚单”对接收者来说，实质上并没有申辩的机会——一旦收到，不管侵权与否，损失都是必然的；损失最少的方式，便是尽快交钱和解了事。
在这种现实之下，近年来波及的中国企业数明显增加，吃到“罚单”的频次也越来越高。
晓林所在的公司是中部地区一家出口为主的包装制造商，她对第一财经表示，对比最近9个月内就收到了2次“罚单”，公司成立十多年，此前并未收到过TRO禁令。7月的这次被诉，他们面临的是最低2.8万美元左右的和解费。
北京一家运动鞋出口商也在去年底收到过TRO禁令，被告商标侵权，最终被冻结了中国跨境电商平台账户上余额共计4.4万美元。
“我做过律师，有能力自证清白，但这类案件要应诉必须找美国的律师，那前前后后的费用就很贵了。”这家出口企业的负责人夏笛告诉第一财经，为此，他们最后也选择了和解，向对方律所支付了2万多美元的和解费，“等于对方吃掉了我当时账上的一半回款”。
“最近我们也有客户收到了TRO的通知，正在协助他们处理。”汇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函正在为一家中国的跨境电商企业处理上述类似的案件。根据他的观察，这两年中国出口企业收到TRO禁令的确越来越多。激增的原因，和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以及全球经济波动的大背景有关，也和全球电商加速渗透，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涌入跨境电商行业加剧了竞争有关。另外，由于整体市场低迷内卷，越来越多的中国卖家选择品牌出海，在亚马逊、速卖通、阿里国际站、eBay等全球跨境电商平台上经营企业，引得越来越多的海外律所专门盯上了中国卖家，借此起诉中国卖家侵犯知识产权，导致销售和付款平台冻结卖家账户，再从中获取和解费。
可以吸取哪些经验
夏笛认为，起诉方“根本站不住脚”。
他解释说，对方起诉的是他们生产的一款帆布鞋，原告是匡威品牌。由于匡威在上世纪50年代在美国申请了一个商标，“这个商标就是一个帆布鞋的线条图，按照现在的专利法根本申请不下来，但当年在美国申请下来了，到现在也没有被无效掉”。这也成为对方告其店铺商品侵权的理由，“侵害的商标就是帆布鞋的线条，但帆布鞋的这种线条长得基本都一样”。
“我们是有理说不清。”晓林所在的公司为近千家中外品牌提供包装定制化生产。包装并非产品实物本身，因此在商标等知识产权的侵权问题上也有其特殊性。为了展示他们在包装上可以实现的效果，他们会在B2B跨境电商平台上展示一部分之前为品牌方定制过的包装图片以作参考，并不直接售卖。如果有买家咨询，他们也会在询单中发送相关包装的样式作品，但这也成为了涉嫌侵权的证据，“侵权的和没侵权的都被打了，我们很难去澄清或对抗”。
“如果不展示之前做过的样品，我们几乎就无从展示。”晓林说，由于包装涉及的字样设计、颜色款式、材质等种种细节极为具体，在线上做全球生意的最直观展示，莫过于发送以往做过的包装样品，“如果把logo去掉，展示的意义也不大了”。
对晓林而言，这些定制化的包装中，有的并非直接从品牌方下单，而是通过中间的代理商下单。他们能做的是尽量对下单的企业做背景调查，并要求他们提供商标等相关授权书，“没有授权书也会要他们给提供证明，以保证不是给仿制品牌做包装”。
王函告诉第一财经，在美国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电商平台严格并严重偏向买家体验的规则下，中国的卖家很容易面临“侵权”风险。但由于美国的应诉成本高，“美国律师的费用是按照小时付费的，每小时收费高达300～400美元，很多中小卖家根本承受不起”，因此中企往往因为时间和金钱成本的考虑被迫和解。
对于为何会有“钓鱼执法”的情况出现，在王函看来，往往利用的是卖家赚钱心切的心情，他们会“向卖家发疑似仿牌的产品，问其有没有货，并称需要不少的量，价格好说”。有些卖家面对这样的诱惑，即使店铺并没有这个产品，出于赚钱目的，想到可以现去采购，也可能会同意接单，还提供了自己的支付账号，得不偿失。
姑且不论美国律所向中国各大中小企业发起诉讼及其收集证据的合理性，对于大量“走出去”的中企而言，在当前的全球背景下，知识产权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越来越棘手是不争的事实，也是必须正视的一大课题。
“卖家首先应该重视知识产权，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应建立对新上架的商品进行严格的知识产权审核的机制，提前排查并降低知识产权侵权风险。”王函认为，中企在知识产权管理中应当以终为始，以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去做全球化的知识产权布局，尤其在出海热、跨境电商火爆的当下，更要做好海外知识产权布局，并在布局时就考虑到后续维权。另外，要做好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工作，提前防范海外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并且建立和完善企业知识产权合规制度。
从现实的操作来说，为了降低上述提及的风险，晓林他们在B2C跨境电商平台上，会更谨慎地筛查上架产品，“因为卖的是现货”；而在B2B跨境平台上，由于只是样品而不直接售卖，他们还在继续上传样品。不过，他们也在考虑把给客户做的包装设计，尽可能多地改成自己公司的logo以作样品。只是logo不同，具体的设计就不同，每年为客户定制生产的包装样式以万计的他们，要把所有样品改成自家logo重新设计，工作量之大不难想象。
对夏笛而言，最直接的降低损失的方法，就是找到同期被告的商家，“大家组团，一起打官司，分摊费用”。与此同时，还可以密切留意收款情况，第一时间将账户里的钱提出来，以减少被冻结的损失，进而降低和解的费用。
随着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不断修改和完善，以及中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了国际竞争中，中企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近年来有了明显的提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排名第12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另据2023年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报告，中国PCT申请量蝉联第一。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森今年早前表示，在日益全球化、数字化的经济中，对知识产权的使用在稳步增长，并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而向全球扩展。在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的PCT国际专利申请中，亚洲国家目前占55.7%，而10年前仅占40.5%。
北京市天元事务所律师李昀锴认为，中国企业海外专利申请大幅增长，原因之一是由于专利具有较为明显的地域性。相关海外专利申请数量可以直接说明国内企业正在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外市场，并在采取更加积极的出海策略。当前阶段的中国制造创新战略中，专利更主要的作用是为了确认技术的权属边界，为核心技术建立起“防火墙”——只有拥有了一定数量合理布局的海外专利，在面对专利纠纷时才有足够的谈判筹码，避免遭受无端的技术封锁或遭遇重大的侵权纠纷，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虽然中企知识产权申请的数量已遥遥领先其他国家，但是知识产权的含金量不高，高价值知识产权比例低，知识产权的转化率偏低。另外，知识产权维权周期长、违法成本低等问题也导致维权难。”王函提出，新技术、新经济、新形势的变化也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数据等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改变创新环境和发展模式的同时，也为侵犯知识产权提供了新的工具，出现了侵权对象扩大、新型侵权方式频现、多种犯罪行为交叉竞合等趋势和特征，导致侵权案件持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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